1954年犹太人向我国出售原子弹用浓缩铀，周恩来为何立即下令查明真相？
1953年秋，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新一轮出口限令尘埃未落，新生的共和国却已悄然在戈壁深处勘探铀矿。那时，任何一粒铀矿都像黄金，所有科研口子里都回荡着同一句话：谁掌握核燃料，谁就握住了安全的阀门。
可真正摆在案头的数据相当残酷。国内探明的矿石浓度低、不易提纯，连一座实验反应堆的需求都难以满足。在北京来回踱步时，眼前常浮现两行数字：0.7%——自然铀里铀235的丰度；90%——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武器级标准。差距之大，几乎像隔着一条无法跨越的峡谷。
就在这种局面下，1954年春，一批神情谨慎的犹太商人抵达北平，提出“愿以友情价”出售一批所谓“高浓度铀”。消息传到中南海，国务院迅速召开小范围会议。周恩来只说了一句：“先把真相掂量清楚，别被一层金漆迷了眼。”
检测样本的任务落到杨承宗身上。这个湖南人当年带着三千美元和十几箱法国仪器回国时，同行在码头笑他“傻”，他却耸肩：“机器值钱，心更值钱。”当晚，研究所的简易实验室灯光通宵。助手小李担心地问：“杨先生，要不要等明天正式开机？”杨承宗摇头：“放射性不会等日出。”他把微量样本溶入试剂，利用衰变链测定微弱α粒子计数，再换算出铀235的实际丰度。
两天后，数据摆在决策桌上：不到3%。这连低丰度动力堆都难以使用，更别提核武器。杨承宗没有一句废话，只写下：“样本非高浓缩，可作工业原料，谈判应慎重。”周恩来看完便示意把纸条递给有关部门，交易告吹。有人嘀咕：“白白错失捷径。”周恩来淡淡回答：“标准不够，再便宜也是浪费。”
拒绝“捷径”后，更艰巨的工作不可回避。二机部在西北荒原搭起简易厂房，一条“土法上马”的冶炼线就此开动。没有高精度离心机，杨承宗摸索出一套改良的溶剂萃取—沉淀联合流程，他把步骤压缩到五道核心工序，又把耗时缩短四分之一。三年间，近千吨低品位重铀酸铵被送进高温炉，最终得到第一批纯度99.8%的二氧化铀。
冶炼间隙，他还要赶回北京给学生上课。那是一间借来的小教室，黑板上常年写着一行字：“化学，是核工业的脊梁。”课堂里偶有玩笑。“老师，您整天跟辐射打交道，不怕吗？”“怕，”杨承宗把手里的粉笔掰成两段，“所以更要知道怎么驯服它。”
培养人，比打造金属铀慢，却更持久。到1959年，国内首批三十多名放射化学研究生已经能独立操作分离平台。杨承宗把他们分派到各矿区、各研究所，自己则继续留在一线改进工艺。他说过：“材料是骨，人才是血；骨不硬能补钙，血若少了就全身无力。”
1964年10月16日，新疆荒漠深处火光冲天。爆心升腾的巨大蘑菇云背后，除了反应堆与弹体设计，少有人知道那枚装置里的高纯度金属铀出自几年前那条简陋的生产线。试爆成功后，获奖名单上没有杨承宗。有人替他鸣不平，他摆摆手：“只要料管够，就比什么奖都亮。”
后来回看1954年的那场“买卖”，很多人感慨：如果当初贪便宜，或许会在低效原料的泥潭里多耗几年。事实证明，真正托举核事业的，不是一锭从天而降的“神秘宝贝”，而是实验室里深夜亮着的那盏灯，以及一群肯把青春对准铅玻璃、对准探测器的科学家。拒绝诱惑、坚持标准、自主攻关，这一连串选择定义了中国早期核工业的脊骨，也让后来者在更坚实的基石上继续书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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